第六章、婊子1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，你别看我现在，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，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，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，我只学会做一样事，就是号召大家：下田上山，搞生产。上路，交公粮。我呢，也只会天天带头，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，通过群众投票，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，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，你别看我现在，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，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，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，我只学会做一样事，就是号召大家：下田上山，搞生产。上路，交公粮。我呢，也只会天天带头，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，通过群众投票，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，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，你别看我现在，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，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，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，我只学会做一样事，就是号召大家：下田上山，搞生产。上路，交公粮。我呢，也只会天天带头，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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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，通过群众投票，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，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，你别看我现在，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，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，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，我只学会做一样事，就是号召大家：下田上山，搞生产。上路，交公粮。我呢，也只会天天带头，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，通过群众投票，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，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1、难道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
同志啊，你别看我现在，是个难看的老男人。可年轻时，还是仪表堂堂。县文化馆的同志，叫我去演过几次李玉和。几十年在农村，我只学会做一样事，就是号召大家：下田上山，搞生产。上路，交公粮。我呢，也只会天天带头，去搞生产。
所以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那儿的生产，搞了几十年，搞来搞去，就是富不起来。现在开放了，村里人家，那些有本事，找到活路，自己出去了。
我不但没本事，把大家的事做好，连自己小孩，都快要养不过来。同志你问，这是为什么，那是小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吃得多了，穿得多了，学费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可是同志，这年这月，你好好看看，除了我们农民的收入不长，什么东西，不都在长？不要说在家里，天天吃的是土豆地瓜不算，连我连供孩子上学的钱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只有拼了脸面出来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说到这儿，区国华的头一点。斜眼赶快过去，帮那男人开开了指拇铐。
区国华说：你坐下，说吧。
听了这话，男人一屁股就坐下来。把一双拷得发麻的手，放在膝盖前反复地揉搓。
他以万分复杂心情，看着区国华：不过我说，小同志，你不要以为，我做这些事，见不得人。这些事，虽然当地人，不肯做；外地人来做，你们看不起。我就是靠做这事，开始养得活我老婆，孩子。还供了两个孩子在读书。如今，一个在北京上大学，一个在本地读重点高中。我的苦日子，差不多也要熬到头了。
小同志啊，我心里想，等我老二大学毕了业，还是要回到家乡去，带领乡亲们，把家乡建设好。让我和我的村民，都争一口气。
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村，一共二百六十四户人家，九百八十七个半人。那半个，是一个瘫痪的残疾人。有一千三百亩山，八百亩坡地，二百亩田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们那里有一户地主，三家富农。以前我们说，是地主和富农，剥削了我们。才让穷人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。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倒了，分了他们的田和地。
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地主和富农家的后人，也不知道咋搞的，一个二个，都有本事，出了村到大城市里，谋生活去了。他们没有田，也没有地，可个个活得像个人。比我们在农村，有田有地的人，要强得多。村东头贺二癞子发牢骚：是你们人民政府，以前想主意，拿这些土地，来害苦了我们农民。
这样说话的人，我说，他是对人民政府，太没有良心，太不公平。现在村里的田，还是这样的田；地，还是这样的地；人，还是这样的人。以前租地主富农田地种，有人剥削我们，我们一年一年，还活得下去。
可是我们不得明白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剥削我们。已经是自己种自己田和地，不知道咋搞的，我们日子还是越过越艰难，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。
你就说，我们千把来人的村子。安个自来水，安个电啊，都穷得没有钱。弄到最后，还要别人帮我们做。他们一个叫蔡玉平，一个叫做鲍志广。蔡玉平，是我们本村地主蔡万山的儿子，高中毕业回了乡。鲍志广是北京下放知识青年，出生是资本家。
两个人都是当年管制对象。那时候我们一不让他们参军；二坚决不让他们上大学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开始高考，不管是猪是狗，是人是马，都可以考。我们管不住人家了。人家两个，一起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蔡玉平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老总，办公室就在深圳那间最高屋子里。鲍志广呢，在美国的普林什么斯大学做教授。教的学生，都是人家美国人。
他们知青回村子参观。看见村里人喝不上水，用不上电。蔡玉平出钱，给我们装自来水。鲍志广用美金，给我们安电线。搞得我们一村人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啊。
你说，我们上千人，这么多年做不好的事。人家一个人，就给我们做一样了。你叫我们这个基层组织的脸，该往哪儿放？你叫我这个村的最高领导人的脸，往哪儿放？才好啊？
同志你说，难道我们还要请他们回来，重新再来剥削我们，才行吗？难道我们干了几十年，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他们剥削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只有让他们剥削，才能够让我们把日子，好好过下去吗？同志啊，要是这样，你说，我作为我们村里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向我们广大同志们交代？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？同志你说，这是不是啊，同志……
汉子说到这儿，鲜血中歪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亮晶晶泪水。审讯室里，安静得只听见呼吸声。停了好一会，只听区国华问他：同志，请你再说说，月饼盒的事……。
汉子说：小同志，我请你相信，这是绝对没有的事。
区国华问：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问问，其他那些人。难道你也能保证他们，和你是一样的？
汉子说：同志，我也不瞒你们什么。今天，我就把这一切，都跟你们说吧。你知道，长安街前前后后，一巷二巷三巷，一巷三个垃圾桶。三三得九，一共是九个垃圾桶。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同志们，个个都分了工，各负其责。我们这样措施，安排工作，有人说我们，是黑社会。我要在这里向你，向派出所的全体同志郑重宣布：
我们这样做，不过是想让自己，做事情平等些，人与人之间摩擦少些。我们这些人，一没武装，二没阴谋，三没犯罪。我们的确是有组织。不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领导班子，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村民委员会。
这还是在我们老家，通过群众投票，按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。真正是个合理合法，红彤彤的基层人民政府。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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